由于法院特殊的工作性质，所以法官在履职过程中人身、财产安全遭受侵害的可能远高于其他一般公务人员。虽然《法官法》第八条规定了“法官的人身、财产和住所安全受法律保护”，对辱骂、殴打法官或暴力抗法等极端方式，法院采取打击和制裁措施有其充分的法律根据，但对于一些有可能对法官人身、财产及住所安全造成侵害的“软暴力”行为，法院的制裁和打击往往会因为适用法律问题而束手束脚。笔者认为，法官遭遇“软暴力”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。

    司法要挟类。一些当事人为了达到某种诉讼目的，以自杀、自残或暴力威胁对方当事人的方式，给法院和法官施压，因为当事人发生自杀或其他意外事件，即使案件程序合法、适用法律正确，法院和法官往往也是难辞其咎。

    藐视法律类。一些当事人肆无忌惮，气焰嚣张，撕毁法院传票；一些当事人庭审中不听劝告和制止，指桑骂槐，随意出入法庭，甚至指使家属和社会人员到庭示威。出现此类问题，法官一般是“稳”字当头，不愿节外生枝，不敢果断采取措施，怕把矛盾引向自身，往往选择苦口婆心，以求庭审安全。

    跟踪缠闹类。一些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，以说事为由，三天两头来法院约见法官，死缠烂打以博取同情；一些当事人在案件判决后，认为对已不利，三番五次要求法官给其合理解释，甚至堵在法院大门口、上下班途中要说法，干扰了法官的工作和生活，法官只有好言相劝，甚至动用社会人士做当事人的工作。

    无端骚扰类。一些当事人对法院法官的裁判和执行心生怨恨，不通过正当渠道反映问题，往往以电话、信息的形式进行骚扰，甚至指使别人给法官亲属传话，以威胁的方式泄私愤，法官往往甘愿做沉默的羔羊。

    上述问题，加大了法官职业危险和工作压力，究其原因有两种：缺乏规范性制度支持，对“软暴力”的标准不明确；惩戒机制不能得到落实，造成法官“维权难”。为此，笔者建议：要完善相关法律规定，出台有关保护法官及其亲属人身安全及合法权益的相关规定，明确界定“软暴力”的标准范围及追究的相关措施；要确定法官投诉的受理和追究机构，使法官有处维权、有地方说理，而不再使法官在遭受到“软暴力”时做无奈的隐忍。

    （社旗县法院张永军闫宗淼）